您所在的位置:银河国际app下载  科研  媒体聚焦

换一种方式集聚创新

来源:银河国际官方网站 日期:2020/06/29|点击:102


提到科创区,人们或许联想到的是远离都市,生态、景观更为优越的郊外小镇。就如微软、谷歌等世界知名科技巨头公司过去所追寻的那样。

可如今,全球范围内却掀起了一股新浪潮——科技回归都市。纽约、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伦敦、柏林等城市的老城区内,涌现出了面貌一新的科技创新区,即所谓的创新街区。

科技重新回归都市最核心的活力区域,蕴含了哪些空间组织、产业升级新思路,可以给上海带来哪些启示?银河国际app下载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邓智团研究员带来他的观察与思考。

城市成功的关键

仍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

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只是重塑了城市发展路径。在创新创意成为城市发展动力的新一轮发展中,传统老城区并没有被抛弃,反而获得了新生。

一条“环境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产业繁荣城市”的城市发展新逻辑链,逐步清晰起来。

解放周一:近年来,一些世界知名城市的科创区,出现了从郊区“回归”传统老城区的现象。这样一种腾挪,体现了怎样的产业经济发展新思路?

邓智团:放眼历史,城市在工业革命后几乎都绕不开制造业的集聚。只是相对而言,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的制造业变化及随之而来的空间演替,更早地迈出下一步。

随着传统制造业在一些城市退出,服务业特别是新经济兴起,让本就因“思想交流”而兴盛的城市,发挥出本有的强项。

20世纪90年代,传统老城区一度被认为是“即将过时”的时代产物。但21世纪前20年城市发展的结果表明,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只是重塑了城市发展路径。在创新创意成为城市发展动力的新一轮发展中,传统老城区并没有被抛弃,反而获得了新生。一些制造业时代留下的空间被重新规划建设为面貌一新的“创新街区”,对知识型员工、知识经济创业者极具吸引力。

伦敦硅环、剑桥肯德尔广场、波士顿的城市创新区或创新街区,已成为当地政府最重要政策和规划的承接地。纽约硅巷已成为超过500家新公司的所在地。西雅图南湖地区成为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机构的新枢纽。旧金山市也正在推进类似的项目。

从这些创新街区的建设可以看到,创新的主体——创新创业人才及企业,作为新时代经济的领跑者,已不再偏好“硅谷模式”——远离生活和娱乐区域,必须依靠开小汽车才能抵达。知识型员工和企业更加偏好的开放式办公空间更多地在传统老城区实现了。这些新型的办公空间不仅开放、富有活力,不用跨越太多的物理距离,就能抵达可负担的生活寓所、多元包容的娱乐场所、高质量的学习场地。

随之,人们发现,城市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而不仅仅是吸引企业加盟。如果只是延续减免税收、修建大型文体设施、商业综合体等相对“老一套”的城市政策,已经无法让城市保有持久的吸引力了。可以取而代之的策略是:在街区或场所等小尺度城市空间里,建设小型城市设施以吸引人流。比如,建造适宜步行的街道、适宜骑行的自行车道、方便市民休憩和交流的咖啡店、餐厅、公园、艺术场馆、演出场地。

就这样,一条“环境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产业繁荣城市”的城市发展新逻辑链,逐步清晰起来。

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需要“两手抓”

在创新街区的兴起和建设过程中,创新企业、知识员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四个关键的行动主体。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创新街区建设能给四个行动主体带来收益增加,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内生动力。

解放周一:能否响应这条城市发展新逻辑,如何通过增强城市发展新动力、推动城市新一轮发展,同样值得当下的上海思考。

邓智团:没错。当然,选择了这一城市发展新逻辑,也有现实因素的倒逼。比如,类似2008年前后开始的金融危机,倒逼一些城市必须优化既有发展模式。

比如,在2008年前后,美国波士顿遭遇了经济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寻找能够创造就业、刺激增长和振兴老城区的经济发展机会。

在这个背景下,2010年波士顿宣布一个新的城市更新计划:在南波士顿滨海地区规划建设一个创新街区。经过5年的开发,这个地区的科技公司贡献了30%的新就业增长,11%的新公司是教育和非营利组织,21%的新工作在创意产业,16%在生命科学或绿色技术领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地方政府主导打造的创新街区。

解放周一:从“老办法”到“新理念”,一定能够水到渠成吗?在您看来,当下创新街区或都市科创区的打造,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有哪些,需要在哪些环节多下功夫?

邓智团:在创新街区的兴起和建设过程中,创新企业、知识员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四个关键的行动主体。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创新街区建设能让四个行动主体都实现收益增加,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对知识员工而言,良好的办公氛围和生活休闲环境是他们集聚和激发创新创意的重要因素。

对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土地利用性质相对固化,能否施行适当的土地混合利用政策,或在较小的城市空间中实现功能复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这样可以促进中心城区复兴并提升城市经济弹性,但仍然困难重重。

对创新企业而言,创新集群式的城区环境能有助于获取知识“溢出效应”。但创新创业企业的入驻成本仍然重要。创新街区能否大限度降低企业入驻成本以吸引企业入驻,恐怕是创新街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以往,我们总认为对处于创业期的创新企业来讲,聘用到稳定高质量的人才最重要。现在看来,能否将经营成本控制好,也很重要。

而对开发商而言,则需要从房地产或区域联动开发中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才行。从目前的创新街区开发建设经验来看,可采用类似上海新天地和香港地铁的开发经验,以较低成本吸引创新企业入驻,但围绕创新企业及其人才所需的生活和居住等配套需求,则很可能带来额外收益。综合各方面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甚至生态效益等,就可能实现整体开发上的成本收益平衡。现在杨浦区创智天地板块可以算是沿用了这一经验。

解放周一:您刚才介绍了南波士顿滨海地区打造创新街区的经验,讲到政府在过程中发挥了绝对主导作用。这是出于怎样一种考量?

邓智团:从纽约硅巷、伦敦硅环、巴塞罗那22@街区和肯德尔广场等典型创新街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它们转型的初始阶段,基本上都是市场化因素在推动,特别是以私人开发商对区域的改造升级为主。在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地方政府开始进入,并推动实施相关的政策计划,推动创新街区更快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波士顿海港广场创新街区完全由地方政府规划推动建设,确实是一个例外。

但,这也许进一步佐证,创新街区成功建设背后,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不可缺,创新街区需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两手抓”。

政府引导方面,可以积极制定政策,发挥政策工具对创新街区建设的引导作用。

比如,实施中小公司相互交织、功能混合开发、公共空间(零售公共空间,如咖啡馆;公共创新空间,如公共创新中心)以及24小时社区建设等关键规划策略。

又如,实施信号鲜明的公共空间计划以吸引人才和就业,推进街区公共创新中心的建设,以促进街区创新的交流和沟通。公共部门可以继续鼓励私人发展中的创业公司和大公司的组合,并尽可能创造高性价比的办公空间。特别是通过实施共享办公,在可能的办公空间实施租金上限,防止纯粹的大型租户情形的出现。

市场主导方面,可以鼓励和激发私人开发商在创新街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鼓励私人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零售公共空间和创新公共空间建设。又如,推动私人开发商将开发小型企业和创业企业可承受的灵活办公空间的想法,转变成为街区政策计划,对整个街区而不仅仅是办公空间部分进行打造;适当允许相对较大的企业租户入驻,以补贴成本。

此外,在推进建筑物内部更新改造的过程中,不妨重点考虑增加零售公共空间,推动楼宇大厅与一楼的公共空间之间自然衔接,且这块公共空间可以与外围开放空间互通。用一些灵活可行的办法,增加空间使用上的灵活性与包容度。

下一步:

 “产城人”融合的城市化空间

人们需要社交,而社交需要集聚。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而言,以熟人通话和简单信息交流为主的视频通话或网络会议,并不能替代创新过程中所需的那种“冲突”性对话和“面对面”交流。

公共空间是供给产生需求。好的新公共空间不仅能够产生新的使用者,还可以产生新的生活习惯。

解放周一:去年以来,上海似乎又多了一些面向创新阶层的创意空间、科创空间,所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其中哪些园区管理、组织上的做法,是您个人比较关注的?

邓智团:以“创新街区”理念推动城市更新,在国内城市建设中已经有了一些尝试。上海的市北工业园区、杨浦区的创智功能区和深圳南山高新区南区等,甚至雄安新区明确的“创新空间单元”都是在这一理念推动下进行着的实践。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雄安新区“创新空间单元”的面积被设定在了1—3平方公里内,步行一般15分钟内可达。在这一空间范围内,提供就业、居住、优质的公共服务、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以及特色城市风貌,能满足一个家庭多样化的工作、生活和服务需求。

通过对上海面向创新阶层的创意空间、办公空间、科创空间等的观察,我发现,它们大多还是布局在市中心,且离地铁站距离较近,甚至一些共享办公空间就布局在新天地、淮海中路、南京西路等核心商圈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相对低成本又条件便利的创业环境。但这些创新创意空间,除布局在相对集中的创意园区中之外,相对比较分散,且创新主体尚不具备规模效应,无法与外围环境融合,未能形成能够集聚人才和激发创新的生态系统,离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街区”还有一些差距。

但上海也有一些位于市中心的曾经的产业园区,正在逐步通过土地利用多元、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等方式,逐步向创新街区升级。

比如,市北工业园区。该园区正从曾经的产业空间变成一个融工作、居住和生活娱乐于一体的创新区。考虑到创新、创业阶层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园区内已积极引入高品质教育、养老服务,对接园中人的需求和关切。

又如,张江科学城的建“城”计划和园中园计划,正在从原先的集中关注产业经济发展的开发区模式向“产—城—人”深度融合的新模式转变,以成为一个创新功能引导的城市化空间为进阶目标。

在不远的未来,这些园区有望成为“产—城—人”深度融合的新城市化空间。

解放周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人们的工作、办公方式带来很多变化,给办公空间的组织、运营方式也带来挑战。有人说,这是重新想象办公、创意空间的好时机。这段特殊的时光,有否给您带来新思考?

邓智团:技术变革和当前疫情,虽然对城市集聚和扩散的两个关键力量产生影响,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会减弱城市在创新和交流上的集聚效应。

创新源自集聚。诚如著名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中所言,新的工作都是合乎逻辑地来自特定的旧工作,而城市中旧工作的数量和形式都是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因此,城市是新工作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创新创意的发源地。

交流更是离不开集聚。牛津大学的研究表明,此次疫情期间所采取的社交隔离措施,给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了伤害,人们需要社交,而社交需要集聚。特别是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而言,以熟人通话和简单信息交流为主的视频通话或网络会议,并不能替代创新过程中所需的那种“冲突”性对话和“面对面”交流。

事实上,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回归都市的工作与生活,正在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发展变革——

一方面,减少通勤时间成趋势。在绝大多数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中,依赖汽车的交通系统几乎都已经达到极限,堵车所消耗的成本惊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短距离通勤中,人们更偏好步行、自行车、公共汽车、地铁等交通方式;在长距离通勤中,高铁将是更理想的选择。

另一方面,充裕的工作机会、丰富的社交网络、完善的城市服务等因素,共同促进了大城市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巨大吸引力。

结果是,如今的经济增长已不再受大量原材料、大型港口或大规模工厂所在地的驱动,而是更加依赖丰富、多样的人口和人才。在密集的生态系统中共同生活并相互影响的人才,将更快、更多地产出新想法和新产品。当大量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从边远市郊转移到密集的大都市区域,他们对空间的使用也将愈发紧凑。

乔尔·科特金曾在2000年出版的《新地理》中指出,技术变革可能只是对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发展机会的重新洗牌而已。虽然创新不会成为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但一个创新人才会带来5个新岗位,创新人才集聚对社区的影响远超其所占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准。过去20年的城市发展也表明,创新活动的集聚,正在成为推动大城市内城复兴的关键动力,创新人才正成为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

解放周一: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营造一个适合创新创意人才居住和工作的城市环境,可能是当前城市赢得新一轮竞争的关键要素。

邓智团:是的。未来的城市竞争,恐怕至少有两个层面可以着力。

第一个层面是城市品质或城市精神,包括当地城市的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等。这将决定高端人才选择到哪座城市落脚。

第二个层面是街区小环境。这将决定人才进入城市后,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和生活。

现在,小尺度的街区或场所已经成为新型知识密集经济的空间组织单位,也是吸引人才、匹配人和工作岗位、激发创新和经济成长的主要平台。正如威廉·怀特在《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提到,公共空间是供给产生需求,好的新公共空间不仅能够产生新的使用者,还可以产生新的生活习惯。

简而言之,无论是新的信息技术,还是偶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改变集聚的内容,却不会改变城市的集聚本质。我们需要思考和做的只是“换一种方式集聚创新”。


来源:解放日报 2020629日   记者:柳森


文字:|图片:|编辑:

最新

热门

返回原图
/